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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公证法颁布十周年征文——公证从业十年感悟(张忱)

2005年8月《公证法》颁布时,我作为新入员工在厦门市公证处的实习期刚结束。2004年本科毕业后做出的这个选择在当时的应届法律毕业生看来非常冷门。而十年后当我参加本科十周年毕业聚会时,发现我和其他从事审判、诉讼工作的同学相比,接触、使用法律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不在同一个层级上;而法律思维上的差距,更是已经有如工匠和艺术家般的天渊之别。个人经历的差别,固然有个人能力的原因,但是也可以反推出某些全行业的共性问题。

公证在中国的法律行业中,注定是一个小众行业。全国执业律师近30万人,在法院系统内就业的人数也大约有30万人。而相对的,全国公证员只有一万三千人上下。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两者的比例差距更加惊人。小众行业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人言轻微和边缘化的窘境,当需要满足“新常态”下人民群众的“新需要”时,公证行业的利益总是最先被牺牲掉的。

同时,公证行业也并非不可替代的。若干年前,一位相熟的美国律师对我能以公证为职业表示出了惊异,因为美国并没有职业的公证人,而英美法系的公证性质也决定了他们的公证并不需要形成一种职业。当我向那位美国律师解释中国的公证处其实做的是美国侦探的活之后,他才表达了理解及钦佩。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所形成的“某某某事项是必须要公证的”这种思维定式,恐怕将随着社会、科技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成为往事。当他国接受了中国教育部的学历学位认证之后,传统的学历学位公证就被替代了;当不动产登记部门接受了赠与合同面签之后,传统的赠与公证就被替代了;当互联网时代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网络安全公司以及与之配套的司法鉴定所进入电子数据保全领域,传统的只针对表面真实的保全证据公证也岌岌可危。最糟糕的是,学界对于公证的生命之源——法律中对于公证的若干优先效力微词颇多,比如公证遗嘱以及公证证据的效力优先性,均有大批学者撰文予以质疑。

最后,请让我引用刘疆公证员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回想公证三十多年的发展,涉外公证的法定化让我们不思进取,逐渐失去了诸如原产地证书等商务文书的认证和涉外公证的代办认证。而保全证据的非法定化反而让公证紧跟时代的发展,成为网络背景下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力。放眼全国,发展最快的公证处,没有一家是依赖继承公证等法定业务做大的。